捕魚機：反超广州，重庆能持续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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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砺石商业评论，作者 | 王剑

前不久，2022年的中国城市GDP20强名单，正式揭晓。

其中，重庆GDP总量继上海、北京和深圳之后逼近3万亿人民币大关，为29129亿；相比广州全年GDP总量的28839亿，重庆完成了赶超。

这意味着，重庆超越广州后，成为首座进入“一线经济城市”行列的西部城市。

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一座码头城市，重庆的“雄起”就隐藏在层层叠叠的高楼与烟雾缭绕的“江湖气”中。

充满“江湖气”的重庆

重庆也被称作江州，曾是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的政治中心。

两千多年前，这个因盐而兴的国度，顺着长江的支流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，将盐卖到了内陆，获得了无数财富。

与巴国相邻的蜀国（今天成都地区），因同处四川盆地，两国在历史上被并称为“巴蜀”。

秦国统一六国期间，吞并了巴蜀，在这里分别设立巴郡、蜀郡，成为帝国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。

重庆因建在长江与嘉陵江交会处，始终是守卫四川门户的咽喉重地，其作用主要是“镇守三峡，拱卫巴楚”。

如果没有当年蒙古大汗蒙哥命丧黄泉的“钓鱼城”之战，很少有人会知道，重庆曾是出川路上的一座军事重镇。

明初重建重庆城池，选址在两江交汇的渝中半岛上，城中建有17座城门，8座是供人挑江水入城的水门。其中的朝天门占据水路交通便利，逐渐发展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码头。

数百年的时间，重庆偏安西南一隅，富足又平静。

1898年，英国探险家阿奇博尔德·约翰·立德乐驾驶“利川号”，花费21天时间从宜昌抵达重庆，川蜀大地物产丰富，人民生活富足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1891年，英国人要求重庆开埠，随后许多国家尾随英国进入重庆，在这里设立领事馆、办银行、开公司，重庆开始变得喧闹起来。

短短十余年间，从朝天门码头进入西南地区，市场上超过八成商品都是洋货。重庆人天生喜欢新鲜的性格，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快速地包容了这些闻所未闻的洋玩意。

反过来，大量本土的茶叶、蜀锦等物资又源源不断从朝天门码头登船，销往异国他乡，重庆在懵懂中被卷入了全球市场。

随着重庆——汉口——苏州这条长江航线开通，更加速了重庆的商业发展，也带来当地金融业的兴起。

1905年，四川设立了最早的官办地方银行“浚川源银行”，分设成都、重庆两行，当时中国的各大银行也相继在重庆设立分行。

伴随战火与商业重叠前行的历史，重庆逐渐演变为巴蜀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行业顺着长江汇集于此，浓浓的人间烟火味氤氲成重庆特有的“江湖气”。

重庆生猛的“江湖气”是靠川菜滋养而来，火辣又有些匪气。

提到重庆，就不能不提令人垂涎的火锅，这其实属于川菜中的下河帮菜。

川菜素有上河帮、下河帮和小河帮之分，上河帮也叫“官府菜”，比如成都的“谭家菜”，那是川菜中食不厌精的象征；下河帮菜中，生猛的火锅是最著名的“课代表”，成员还包括酸菜鱼、辣子鸡、灯影牛肉等，主打麻辣粗犷；小河帮菜主要指自贡菜，起源自贡盐商，因此又称为“盐帮菜”，代表是水煮牛肉、粉蒸牛肉、冷吃兔、火爆黄喉这些味道厚重的菜肴。

到了重庆，无论哪种菜系，都少不了麻辣、辛香的口味，让外地人“闻辣色变”。

不过，初到重庆的人最不适应的不只是满城的辣味，放眼望去，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和大厦令人过目不忘。

重庆到底是个省，还是个市？

1942年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来到重庆，他的第一印象是：“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，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，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。”

确实，重庆地处四川盆地，是一座崎岖不平的山城。周围的大巴山、巫山、武陵山、大娄山等大山撑起了重庆的骨架，大大小小的江河绕行其中。

重庆主城依山就势，西高东低、北高南低，当地人按照山脊梁子分出上半城和下半城。

曾经的十八梯，就是连接这上下半城的重要通道。无数靠搬运货物为生的“棒棒”，是维系山城与码头的重要运输命脉。

重庆的地名也处处嵌入了“山城”的影子，比如地名中常见的“岩、坡、坎、梯、堡、岭、冈、坝、梁”等，重重叠叠的地质构造形成了重庆纵向分布的城市格局。

人们在江边码头跑江湖，在山上和山脚搭建起自己的家，围绕着山和水，搭建起吊脚楼、高架桥、公路……都是内陆城市少见的“带脚”建筑。

让外地人目瞪口呆的，不仅有穿楼而过的轻轨，道路在楼顶，还有独具特色的洪崖洞超级夜景。魔幻的城市格局也让重庆的别称逐渐从“雾都”、“江城”、“桥都”，演变到最新的“8D魔幻城市”。

不过，重庆到底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，始终充满争议。这也是拿重庆经济与其他城市比较，都会饱受质疑的重要原因。

在“万亿城市俱乐部”中，重庆是毫无疑问的省级直辖市，广州、深圳、杭州是副省级城市，苏州、郑州、长沙、合肥等只是普通的地级市。

再从面积上看，重庆城市总面积高达8.24万平方公里，几乎与江苏省（10.72万平方公里）、浙江省（10.18万平方公里）面积相同，相当于13个上海，7个天津，5个北京的城市面积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。

广州、上海、深圳作为城市毫无争议，因为这些城市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%，最高的上海高达88.1%，几乎不存在乡村和县域地带；而重庆无论城市面积、行政区划、人口规模都远超其他城市，堪比一个中等省份，但城镇化率仅为66.8%。

因此，拿重庆的主城都市区作为同等对比对象，或许更客观。

重庆主城原本只有中心9区，2021年扩容到21区，覆盖了一半以上的区县，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人，主城GDP总量超过2.2万亿元，与苏州、深圳以及广州等城市GDP总量有一定差距，而且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。

重庆总体面貌为“一体两群”（主城都市区、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）。

两群中的“一区”的地形相对较好，各类经济发展就很快，但渝东南和渝东北属于喀斯特地形的山区，使得重庆城市格局总体是一个大城市+大农村+大山区的面貌，客观条件并不利于生产活动。

事实上，重庆今日的城市格局和产业经济自有其历史背景和因素。

“三线建设”给重庆打下扎实的工业基础

1937年11月，抗战爆发后，北京、上海相继沦陷，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，设为陪都。随后，数十万逃难的人员以及无数厂矿设备相继转运到了重庆，逐渐形成重庆早期的工业制造基础。

因为战乱，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高校90%的学者迁移到了山城，又给重庆的文化带来了难得的洗礼。

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，由于领导人判断新中国的周边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，而中国的工业和经济中心集中在东部大城市，一旦遭受外敌入侵，将造成严重损失。考虑到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，尚未建成可靠的国家战略后方。于是，中央做出了“三线建设”的决策，将重庆列为“三线建设”地区范围内最大的中心城市。

1965年，迁建工作全面铺开，煤炭部、冶金部、一机部、五机部、石油部、化工部、地质部等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，相继从北京、上海、辽宁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，内迁职工达43488人。

同时，国家还在重庆地区安排了59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项目的新建和改建扩建。项目涉及兵器、船舶、电子、航天、冶金、化工、机械等工业。

到20世纪70年代“三线建设”末期，重庆已经形成了冶金、化工、机械、纺织、食品五大支柱产业。其中，冶金、化工、机械三大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、工业总产值、税利分别占全市总数的54%、49%、59%，对重庆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。

在此期间，国家还重点对重庆的交通、航运项目进行新建扩建。襄渝铁路、川黔铁路先后建成通车；嘉陵江大桥、合川涪江大桥、北碚朝阳桥、长江大桥也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；新建扩建货运港口，使重庆港拥有机械化码头13座，最大停泊能力3000吨；改建和扩建了白市驿机场，民航年旅客发运量达到12万人次，每年货邮发运总量达到3100吨。

历时多年的“三线建设”不仅帮助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，改善了当地工业经济结构和布局，同时也使重庆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，沿铁路、公路和水路建造了多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城镇经济群，逐渐形成重庆今天的城市规模。

1997年，在开发西部的政策背景下，重庆升级为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，尤其是西部地区15%优惠税率的加持，使得重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契机。

但最关键的是，重庆在产业转移浪潮中抓住了机会，将政策优势发挥到了最大，最重要的便是重庆的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。

汽车与电子信息产业

汽车产业有一定技术门槛，且上下游产业链相当长，向来被视作城市工业实力的象征。重庆的汽车产业主要得益于早年“三线建设”，一度占据当地工业的半壁江山。

重庆最具代表性的长安汽车，原先是轻重型军车生产企业。改革开放后，由于军工减产及转型，长安汽车通过引进日本铃木Carry微卡技术，生产出长安微卡，实现了车辆制造的军转民技术突破，重庆民用汽车制造业由此起步。

同一时期，重庆动力机械厂（重庆汽车制造厂前身）与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庆铃汽车有限公司，成为重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。1985年，庆铃以CKD方式组装出第一批双排座、载重量2吨的五十铃630轻型载重汽车；四川汽车制造厂也同时研发出重型载重汽车红岩CQ19210，使得重庆工业在微、轻、重型汽车领域站稳了脚跟。

但重庆汽车迟迟没能进入轿车市场，直到1991年，长安汽车通过组装铃木的奥拓汽车配件，才“捣鼓”出首部奥拓汽车，圆了很多中国家庭的汽车梦。

在九十年代合资造车风潮中，重庆长安与福特、马自达等国际车企合作，成立长安福特、长安马自达等合资品牌，顺利进入家用乘用车市场。

合资汽车品牌蓬勃发展的同时，重庆本土的自主品牌轿车也初现峥嵘，出现了重庆力帆等本土车企。

依托长安铃木、长安福特、力帆、长安汽车等重庆车企的技术，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，重庆的汽车工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，形成涵盖十多家整车企业和一千多家规模以上配套企业的产业集群，汽车产量高峰期达到300万辆，全国占比超过10%，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城。

汽车工业在重庆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，但电子信息产业却是近十多年才兴起的产业，却有着更为迅速的发展势头。

2008年，重庆市被批准成为国家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基地，在笔记本、个人电脑和云计算等产业共同拉动下，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，各类大型电子科技企业不断落户重庆。

随后，重庆围绕构建“芯屏器核网”产业生态圈，通过“垂直整合”的招商引资模式，吸纳了包含计算机整机及配套、通信设备、集成电路、新型显示、汽车电子、智能家电、LED及光伏、电子材料和新型元器件等在内的多家企业进入产业链，业务收入节节攀升。

2011年，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及软件业务收入共2522.4亿元，其中计算机及配套产业占50%，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、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。

经过十年的发展，2022年，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已实现工业总产值及软件业务收入共7000亿元，其中计算机（含笔电）、智能手机制造产值占到整个产业约七成，计算机整机产量在各省市中排名第二。

随着重庆逐渐向工业软件、汽车软件、新兴平台软件、行业应用软件、数字内容五大方向进行产业转型和布局，2022年，电子信息产业对重庆经济增长贡献率超三分之一，是当地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功臣。

重庆依托汽车和信息产业打下的制造业基础，作为产业生态链条的装备制造、仪器仪表、化工能源等新兴产业也都得到迅猛发展，均在全国前十名之内。

可以说，此次重庆GDP总量的增长，离不开汽车与电子信息这两大支柱产业的长期积累，各类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也功不可没。

但也必须看到，重庆经济高增速背后的隐忧依然存在。

经济高增速背后的隐忧

不可否认，相比其他经济发达城市，重庆长期接受大量中央财政转移支付，财政负担相对较小；同时重庆本身处在工业化阶段，大体量的固投对经济有明显的拉动效果，才能够长期增速领跑。

根据官方数据统计，2009至2019年这十年间，重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砸下了4.23万亿元，其中房地产投资就占到3.4万亿元。

但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低迷，重庆的固投也被房地产所拖累。

重庆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2年重庆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0.4%；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4438.98万平方米，下降28.4%；商品房销售额3101.59亿元，下降42.5%。

很显然，重庆经济过去多年依赖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加持，短期经济效益是不错，但随着基建完善，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政策性波动，固投效益必然会越来越少，这才使得重庆近年来的财政自给率始终在50%以下，十分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。

从另一角度来看，重庆经济持续多年增长的底气，来自超3000万常住人口。但近年来，重庆常住人口增加一边不足万人，另一边流失人口却超过350万人，这非常值得警惕。

2022年，重庆全市常住人口3213.3万人，比上年仅增加0.9万人。最近5年重庆的新生人口从2017年的巅峰41.09万人，直线下降到2022年的19.20万人，几乎少了一半。

与此同时，重庆常住人口流出比例高达5.87%，有近200万人相继流出到“北上广深”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。

重庆人口流失的原因自然不乏上述城市就业岗位多、收入高等因素，但根本原因还是重庆曾经的工业基础是以钢铁、水泥等传统的第二产业，但随着先进制造业、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兴起的同时，问题随之出现。

重庆虽然面积大，但除了主城和部分区域，更多是自然条件、资源禀赋以及区位条件都差很多的地区。在新旧动能转化期间，这些地方基本都存在承接产业转移能力不足、企业零散化分布、缺乏龙头企业带动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现实问题，使得当地就业岗位少，发展前景差，自然留不住人。

即便是跨区就业，由于各地区的用工成本差距逐渐缩小，使得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突出，人们只能寻求薪资待遇更好的去处。

甚至，重庆的支柱产业中，汽车产业如今也面临着巨大挑战。

重庆汽车制造业的高潮时期是在十年前，那时的重庆车企产品侧重中低端，迎合了大多数购车者需要，供需两旺的势头让重庆车企沉浸在高速增长产业红利和现金流当中，新车研发投入就十分不够。

伴随中国汽车产业升级，更多合作品牌与自主品牌异军突起，重庆车企的市场份额被逐渐蚕食，日子已不再像以前那样“滋润”。

即便重庆汽车产业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较早进军到新能源车产业，但始终面临新能源汽车全国占比不足，“电池”“电控”“电驱”新能源汽车核心三大件方面配套实力不强，以及各车企的单品利润均不到万元的尴尬局面。

那么，GDP总量近3万亿，经济排位反超广州，重庆还会继续“雄起”么？

成渝联动，重庆将继续“雄起”

重庆的一系列问题，都是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必然碰到的现实矛盾。但是，相对“北上广深”等城市，无论是产业发展，还是城市建设，重庆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。

尤其是经过不断调整转型，经济结构优化，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连续数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，让重庆经济拥有了强劲的增长动力。

同时，依托铁路和航运、空运体系，重庆已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。

最早帮助重庆运输“笔电”产品的中欧班列，通过与陆面上的成昆铁路专线、兰渝铁路、渝昆铁路、渝新欧铁路相连，向西接入欧洲、向南进入东南亚，现在已是成都、西安以及中部的武汉、郑州等城市的重要国际物流干道。

更何况作为西南重要的经济城市，重庆的政策优势体现在西部大开发、长江经济带、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成渝双圈战略上，各类利好条件集于一身。

2022年，重庆政府在“十四五”报告中，对事关经济的交通领域有着长远规划：力争高铁通车及在建里程超过2000公里、轨道交通运营及在建里程超过1000公里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4600公里、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到8000万人次、三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达到1200公里、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达到7000公里，主城都市区“一小时通勤圈”基本建成。

此外，重庆第二机场工作也得到国家批复，前期工作正在开展，这对当地经济的拉动效果不言而喻。

纵观重庆经济总量提升，很重要的因素是重庆在川渝、成渝合作上更加紧密。

重庆的地理位置特殊，产业集群效应有限，在眼下城市经济圈“群雄纷争”时代，重庆选择与近在咫尺的成都“抱团”，建立起“成渝经济圈”，形成产业规模辐射圈。

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，具有连接西南西北，沟通东亚与东南亚、南亚的独特优势。

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、能源矿产丰富、城镇密布、风物多样，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、产业基础最雄厚、创新能力最强、市场空间最广阔、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，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2016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的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明确，到2030年，成渝城市群完成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历史性跨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20年川渝地区的经济总量已达8万亿，这与重庆的排位上升，形成了呼应关系。电子信息、汽车、装备制造、消费品产业更成为双城经济圈重点建设的4个万亿级产业。

随着成渝双圈联动，重庆可以在更大范围布局产业链，调动经济资源，城市影响力也将由一座城覆盖到整个川渝地区。

一重江水一重山，拂去浓浓雾气的重庆，眼前已是另一番景象。

重庆反超广州，只是个开始。

随着重庆继续保持经济总量上的相对优势，不断加强区域合作，“北上深渝”的GDP四强格局或许将持续维持。